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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濠影汇娱乐场网站:汶川地震前线报道者:我带去的笔记本上面满是泪痕

时间:2018-05-12 18:43:57  作者:王征_NN7526  来源:新京报  浏览: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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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汶川地震前线报道者:我带去的笔记本上面满是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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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汶川地震前线报道者:我带去的笔记本上面满是泪痕)

“记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北川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牵挂。”

“连着几天,每天我都通宵坐在那里。那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都在涨。”

四川绵竹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外的钟楼,钟楼上大钟的时刻永远定格在了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新京报记者王贵彬 摄四川绵竹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外的钟楼,钟楼上大钟的时刻永远定格在了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新京报记者王贵彬 摄

2008年5月12日下午,西南巨震的消息传出,一时间全国各地无数新闻记者做了同样的动作:请战、订机票。

前所未有的大灾是对中国媒体人的一场大考,如何传递真相,如何挖掘故事,如何表达力量,如何呼吁反思,都是沉甸甸的考题。灾难激发了很多潜在的能量,民间公益崛起,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权也最大限度地抬起了头。

因为成千上万媒体人的在场,2008年的汶川拥有了13亿人的共情。那些特征鲜明的“面孔”,那些关于人性明处和暗处的故事,随着电视和报纸传进了千家万户。

灾后十年,仍有太多值得消化的内容。剥洋葱采访了九位曾奋战在震灾前线的媒体人,有直播落泪而被冠以“最美女主播”称号,却用了很长时间试图摆脱标签的宁远;有将目光投向“被忽视的重灾区”甘肃的柴会群;有十数次出入北川,最终决定不再报道北川的张源;也有在地震前线共患难后收获爱情的搭档……他们的故事,就是台前报道的背后故事,也是对汶川地震十年的一种纪念。

“我带了工具刀,想着万一被埋,不至于赤手空拳 ”

吴江,《新京报》摄影部记者。

汶川地震前线报道者:我带去的笔记本上面满是泪痕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木鱼镇,遇难学生瞿伟的父亲用臂膀丈量儿子的棺材,他想知道这个简陋的棺材能不能放进自己深夜在山坡上刨出的墓穴。这是汶川地震中吴江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对一些可能遇到的采访,我是有准备的。除了采访所需的设备之外,我的家里会常备一整套户外装备,包括衣服、鞋子、急救包、强光手电甚至还有手持电台,以应对不期而至的紧急采访。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预想过,自己会经历5·12汶川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

5月13日上午我接到了报社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准备前往灾区。但民航全部取消,我们打算开车过去。

前期赶往灾区的同事没什么准备,我们开车过去需要采购大量物资。急救药品、水和食物、发稿设备,还有睡袋和帐篷这些平时采访不会用到的东西都出现在采购清单上,甚至还有口罩和安全帽。

我自己特意带了一把工具刀,想着万一被埋压在哪里,侥幸没死的话我不至于赤手空拳。

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十年里,地震频繁光顾中国西部。我先后采访了玉树地震、盈江地震、雅安地震和2017年的九寨沟地震。

2014年,我带着家人开车自驾从北京出发到川西旅游。2008年曾经采访过的许多地方,当年支离破碎一片惨白的山体,已经有了绿色,那些被毁坏的建筑也在川西的湿润气候里布满青苔。

几乎所有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的人,都不愿轻易提起那段往事。地震灾民,救援人员,甚至包括新闻记者,心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我在采访中看过太多灾难,不至于形成心理创伤,但是的确心理受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人生观都为此改变。

从灾区回到大都市北京,我突然觉得,什么一个月挣多少钱,过得好不好,都不重要,一个人能活着喘气,就是最幸福的,什么都没有生命重要。

“经过地震以后,心里面好像很脆弱了”

成和平,时为《绵阳日报》摄影记者。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他正在地震断裂带的山上采访,凭借二十多年新闻工作的本能,第一时间拍下了地震发生时刻的照片。

成和平5月12日从灾区往绵阳报信。受访者供图成和平5月12日从灾区往绵阳报信。受访者供图

5·12那天,我在平武县响岩镇采访。突然地动山摇,我一秒都没耽误,转过身来就对着山下一个水泥厂拍。那个水泥厂全部垮塌了,扬起的烟尘有上百米高。山真的在摇啊,树都90度两边来回倒。马路上,涪江河边,都是往上冲的黄土灰尘。那个场面像世界末日一样。

当时跟我一起来的村支书就在那喊,有没有人啊,我就跟着村支书去看,一路跑一路拍。拍了之后我想,要赶快把照片传出去,告诉外面地震了。

我们找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农民,让他带我们往外走;到了平通镇,镇上中学、小学是挨一起的,两个教学楼都垮了。我采访过这个小学,女校长认识我,当时那个校长站在校园里,她满脸惊恐,往外打电话,根本没有通信。这些照片我都拍了。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碰到一个平通小学救出来的八九岁的小朋友,脑袋受伤了,用纱布缠着,家里人背着他。我说我也要出去,我帮你背一段,于是我和村支书换着背。

回去路上经过江油,我的家就在江油,妈妈都八十多岁了,但我害怕耽误时间,就没有回家。几天后能通电话才和她联系上,她都快急死了。等地震状态解除,我从绵阳回到江油,见到我妈妈已经是43天后了。

地震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的照片是我拍的,但当时没发出去。我当时真想在报社门口号啕大哭一场,这是我一生最痛的一件事情。

但我好像一直都没哭过。后来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有人捐建学校,我又进去,见到了那个小学女校长。我跟她握了个手,眼泪就哗哗哗地流下来了。灾后人生重逢,那种难受、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

经过地震以后,我现在很容易就掉眼泪,心里面好像很脆弱了。我看到悲惨的照片,眼泪就哗啦哗啦一颗一颗往下掉,变成这样一个人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带去现场的笔记本,上面满是泪痕”

林天宏,时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汶川地震代表作品《回家》。

2008年5月14日下午,林天宏步行前往映秀镇途中。受访者供图2008年5月14日下午,林天宏步行前往映秀镇途中。受访者供图

我是坐5月13号下午的飞机,从北京飞到成都的。路况很差,车能开到的地方很有限。我们坐车到都江堰的紫坪铺大坝后,乘冲锋舟到了汶川铝厂,再步行到映秀。

映秀镇口是一个小山坡,往下看,处在平原的映秀镇是一片废墟。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一个城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映秀镇的夜晚,我到现在仍记忆深刻。刚到的那晚,也就是14号晚上,还能听到地底下传来隐约的人声,后来越来越微弱。

2008年5月15日,都江堰通往汶川和映秀的陆路交通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两台挖掘机不间断地从公路两头挖掘从山上滚下的土石方。摄影/赵亢2008年5月15日,都江堰通往汶川和映秀的陆路交通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两台挖掘机不间断地从公路两头挖掘从山上滚下的土石方。摄影/赵亢

我们睡过最“好”的地方是临时搭建的手术台,其他时候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睡在车里和路边。映秀平地很少,部队、医务人员和媒体加起来七八千人都挤在小小的坝子上。遇难者的尸体也需要放在平地上,“生”与“死”围绕在同一堆篝火边。

我第一次哭是在都江堰,有一个男人拿着手机去拍小孩的脸,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要干这种事情,边上的医生说他是小孩的爸爸。

他是一个小包工头,自己施工队有个铲车。地震之后,他就开着铲车来挖废墟,找他的小孩。

后来,他赶走了周围的人,用裹尸袋把小孩裹好了,就抱着小孩子往皮卡车走。现场特别安静,所有人都立在那里,看着他。他走到皮卡车前,突然仰天长啸,叫了好长时间,可能有半分钟。我当时眼泪一下就喷涌出来了。

当时我想记者是不是不应该流露太多私人感情,我扭头看了一眼和我同去的摄影界前辈贺延光,他一边泪流满面一边还在拍照和工作。后来我告诉他这个疑惑,他说“记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我有一本当时带到现场做记录的笔记本,现在还保存着,上面满是泪痕。有在现场流的眼泪,也有回来写稿时流的。地震中形形色色的人对我触动很深,尤其是我写的报道《回家》中的主人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

这些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写特稿,特搞的意义是什么。台湾有个作家叫大猪,写了一本书叫《我的父亲》,里面有一句话,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为了让聆听的人能够有勇气去面对遥远未知的路途。对,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多特稿的意义所在,他让读者对自己有了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会有理解。

2008年三四月份,我还在打一场关于房子的官司。这是一件特别焦灼的事情,一旦输掉会有严重的后果。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觉得天都塌了,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做完报道回来,我的官司又打了三年。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有勇气应对。

“被忽视”的重灾区

柴会群,时为《南方周末》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后赴“被忽视的重灾区”甘肃文县采访,发表报道《甘肃文县:被低估的震灾》。

柴会群2018年重访北川留影 。受访者供图柴会群2018年重访北川留影。受访者供图

5·12地震时我没去四川,去的是甘肃。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去了四川,我单位的一位编辑是兰州人,听老家人说甘肃的灾情也挺重,但媒体关注的很少,就派我去了甘肃。文县是甘肃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我乘飞机先到西安,从西安坐长途大巴到武都,又从武都坐车到了文县的碧口镇,那个镇是文县的重灾区。

我在文县一共就呆了5天,因为一心赶稿,人处在焦虑状态,很多采访的细节都忘了。印象比较深的,是跟当地宣传干部打交道的经历。当时我在碧口采访了两三天,要写稿时发现,这个地方没有宽带,发不了稿,就搭了个车去文县县城,想找个网吧,但一时也没有找到。后来发现县城有个媒体接待点,就去报名,说明来意,一名宣传干部把我领到一个供媒体专用的帐篷里,里面有宽带,就在那里写。

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忘了因为啥出去了一趟,电脑只是合上,但没有关。回来时发现,那个干部正在电脑前看我的稿子。我只写了一半,但他有些不高兴了,好象是怪我只写灾情,而没有反映当地抗震救灾的努力。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尴尬,我就找了一个理由离开。

所幸,当地最大的一家宾馆还在营业,而且也有宽带。我在那里完成了稿子,见报标题是《甘肃文县:被低估的震灾》,大意是文县灾情不轻,但缺乏媒体关注,获得的救灾资源也少。出乎预料,稿子传播率挺高,不少甘肃籍网友纷纷留言,感谢关注甘肃。

过了一年,我的一位同事又去文县做一个关于灾后重建的报道。接待他的也是那名宣传干部,同事传他的话说,我那篇稿子影响很大,对文县的抗震救灾起了积极作用,向我表示感谢。

我哈哈一笑:他肯定没跟你说偷看我稿子的事!

“地震现场报道后,我们决定在一起了”

杨曦,时为《南方日报》摄影记者,5月13日早上到达都江堰,徒步12小时到达震中映秀。现在他已经从记者变成了民宿老板,老板娘正是当初去映秀采访的搭档。

2008年5月14日,杨曦拍摄的徒步进映秀途中的赵佳月。受访者供图2008年5月14日,杨曦拍摄的徒步进映秀途中的赵佳月。受访者供图

12日下午得到消息,我和搭档文字记者赵佳月就订了飞机票,四川那边航空管制,只能飞到重庆,由于飞机延误凌晨才到。到重庆后,我们一群媒体人租了辆中巴车去成都,到成都已经天蒙蒙亮了。坐在中巴车上的时候,不断收到消息,死亡人数不停上涨。

13日一早,到达都江堰,第一站去了聚源中学,官方救援队救出了第一个学生高莹,我们在那里守了三四个小时,拍到高莹从废墟中获救的照片,她被救出来时,嘴角上扬带笑,后来被称为“微笑女孩”,我一开始都没有发现,后来别人说才知道。

14号天晴,我们跟着寻亲的灾民,徒步去映秀,从早上九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三四十公里。塌方的地方,就翻山过去,因为前两天都下雨,路非常泥泞,最后五公里,泥浆到膝盖的位置,每走一步都要把腿拔出来,有时候脚拔出来了,鞋子陷在泥里,还要回头把鞋子捞出来。伴随着余震和塌方,山上时不时有乱石滚落。到达映秀已是晚上,非常非常安静,连蟋蟀叫的声音都没有。

后来报道援建,我去映秀采访了将近十次,对那里的人和事很有感情。我和赵佳月以前是文字和摄影搭档,经过地震报道之后,我们就决定在一起了。

今年我们又去了映秀,看望那里的人。有一个山腰上的村子,当年房子全塌了,有几位妈妈,她们的孩子都死在映秀小学,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几位妈妈都同时怀上了小孩,我给她们拍了照。今年,孩子们已经八九岁了,我又给他们拍了一次照。

上图:2008年,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妈妈们重新孕育新生。下图:2018年,妈妈和她们的孩子们。受访者供图上图:2008年,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妈妈们重新孕育新生。下图:2018年,妈妈和她们的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有位妈妈的儿子当年在映秀小学去世,后来她又生了一个女儿,拍照的时候,我问她多大了,她说9岁了,问她在哪里读书,她说在都江堰,我也没想那么多,就问为什么不在映秀小学读书呢,她说那里是难过的地方。

“其实我不喜欢被贴上地震的标签”

宁远,时为四川电视台主播。5月17日的直播节目中,宁远通报最新遇难人数,声音哽咽,眼中含泪,感动了很多人,一度被称为“最美女主播”。她现已从电视台辞职,做起了自由职业。

“最美女主播”宁远生活照。受访者供图“最美女主播”宁远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我是在地震前三天,才调到主播这个位置的。5月12日那天,我4点多就坐在主播台上,演播室里很多聚光灯烤过来,台里一直在走字幕,到6点多了才开始播出图像。

余震在摇,机器在晃,灯在晃,提词器上的字也在左右摇晃。

连着几天,每天我都通宵坐在那里。那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都在涨。我们老说人定胜天,实际上,人怎么可能胜天呢?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那么多人全部就变成了数字。

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报纸上说我哭了,有泪,还有媒体说四川卫视女主持宁远在演播室泪奔,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

我们一开始流泪,其实是在被故事感动着。后来我再去灾区的时候,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在映秀的时候,我住在一家受灾群众家板房里,来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们父母也一起来了,争先恐后告诉我这个小孩当时也救了人,那个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个,只是他正好被电视台看见。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其实我不喜欢被贴上地震的标签。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最简单的例子,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

两分钟的视频,几个小时才传走

廖勇,时为绵阳广播电视台记者。正是他拍摄的、后来经剪辑的两分钟的片段,让世界知道,北川受灾之严重,为救援力量的合理配置起到重要作用。

廖勇一个月后回访北川。受访者供图廖勇一个月后回访北川。受访者供图

我们是地震当天下午四点多出发的,乘越野车。路上,北川那边出来的人手挽手,互相搀扶,有的背着,有的坐着拖拉机、摩托。他们一路上跟我们说,里头灾情严重。

九点多,我们走到县城中间。环境异常安静,没有惨叫,只有来自废墟底下微弱的呻吟。我在里面待到凌晨两点多,坐车回到绵阳时天都要亮了。那时广播电视台用发电机发电,只能用手写稿。

我拍的视频都是通过QQ,传了几个小时才传走。视频不长,大概两分钟,但是通信不好,一下断了,一下又断了,央视第二天午间新闻就报道了北川的情况。

5月13号,路上已经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己开车来的,救援物资能带好多就带好多,往里挺进,尤其是唐山的特别多。在北川中学,我还遇到过东北的救援队,自己组织过来的。前前后后民间的救援,没断过。

2008年6月23日,北川县城,一名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寻找灾民留下的照片作为纪念。摄影/薛珺2008年6月23日,北川县城,一名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寻找灾民留下的照片作为纪念。摄影/薛珺

后来报道灾后重建,去了北川很多次,这几年的变化简直翻天覆地。你亲眼看到北川人、灾区人,从死亡到希望,你就能感觉到,中国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觉得只有中国人有可能这么凶(四川话,厉害的意思)。

“我不想再报道北川了”

张源,时为《新闻晨报》记者。曾发表报道《北川,让我再看你一眼》。2008年他就六度赴北川。之后五年,他又数次去探望北川。然而他最终决定再也不去北川。

张源在北川入口的一片废墟。受访者供图张源在北川入口的一片废墟。受访者供图

我清晰记得,在震区,弥漫着各种情绪。亢奋的,麻木的。。。。地震发生后的最初阶段,所有人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不停救人,做事。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时候只有强打精神,才可能多挽救一条生命。到后面,沉重感越来越强烈。72小时一过,挖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尸体。

我第一次在北川采访,待了十天左右。回到上海就发现,我的创伤性应激反应很强烈。走到大街上老想打人。觉得那么多人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而这个城市的人却还在开心地玩乐。

这时候我意识到心理出问题了,所以又回了北川,一直待到6月底,直到板房开始建起来。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了安心睡觉的地方。虽然条件差,最起码三餐有保证。北川新城建设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的生活慢慢变好,我的心情也得到了缓解。

但是仍然有后遗症,比如去过地震现场后,回来以后我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到晚上会经常觉得有人在敲门,这种幻听导致我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睡觉必须插着耳机,听点东西。

同样遗留在我生命里的,还有我对人本性中的“善”的坚信。人在大难来临的时候,迸发出来的东西是向善的。他平时可能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村官,甚至可能还用公款吃喝,但是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迸发出来的是大无畏,包括救援时的组织能力,冲在第一线的方式,这些让我印象很深。

当时在茶亭镇,来报告灾情的是个老太太,平时走路都不太利索,但是为了村里能多活几个人,从山上跑了两天两夜跑下来报信。

有一对姐妹,地震发生的时候正面对面坐着。姐姐推了妹妹一把,然后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活了。其实他们之间相距不到一米,生死就是一秒,拉开的距离可能就是十年。

2008年5月19日,都江堰新建小学,遗落的书包上放着悼念的小白花。摄影/何龙盛2008年5月19日,都江堰新建小学,遗落的书包上放着悼念的小白花。摄影/何龙盛

2008年我去了北川六次,后来的五年,每年周年祭都去。直到第五年的时候,我在北川县城新建的地震博物馆里听讲解员们讲述当时那场灾难,他们每天接待大量游客,对每一个游客讲的都一样,日复一日地讲,就是她的工作。

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也算是亲历者的人,那些场景历历在目,让我情感上无法接受,用那种机械的重复的语言去讲述这场灾难。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北川。

当时的很多人和我成了朋友,一直也有联系,我当年采访的小孩,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满街跑了。

我不想再去北川是因为真正能触动我的那些酸甜苦辣已经埋在我心里。我真正记挂和关心的人,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获取他们的信息,了解他们的情况,送上我的祝福。

北川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牵挂,这种牵挂很难去定义。这个结其实是人生中极特殊的点,你很难去把它打开,也未必就想把它打开。

汶川是永远抹不掉的印记

朱红军,时为《南方周末》记者,发表作品《东汽中学:校庆与校殇的距离》等。

朱红军在龙门山脚下的红白镇,山那边就是北川。受访者供图朱红军在龙门山脚下的红白镇,山那边就是北川。受访者供图

我是5月13号下午到达,去成都的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妈妈,从外地打工赶回来,孩子生死未卜,什邡的,哭了一路,我记住了这条线路,后来亲自去了一趟。

5月13号当晚我们去了汉旺镇东汽中学,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和国家救援队也到了,连夜施救,我们就在河对岸守了一夜。

有些场景我至今都记得,在汉旺镇,当天有限的救援资源只能顾及重要地区。而在汉旺的更多地方,太多废墟无力顾及,照明缺设备,重型机械缺,专业人手缺,夜色笼罩着,窒息感特别强。一些志愿者在夜色里,手持铁棒,在各个废墟上敲打发声,希望让幸存者听到,就这样金属撞击声响一阵,静一阵。

我还记得一件T恤,一个志愿者穿在身上的,全国各地的这些志愿者来了后,总是随聚随散,在不同的救援场合碰见,再离开,他们就各自在T恤上签名留念,满满涂满了白色的底布,这样的物件是应该被震区博物馆收藏的。

我后来也离开新闻行业了,但是每每提到这十几年最好的记者时光时,汶川都是会被念叨起。像是这个职业给你永远都抹不掉的印记。从职业上说,那是一段再也无法复制的记忆,最好的团队,最充沛的自己,怀着那时最真挚的对社会的温度,做着自认为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除了这些属于个体的感受,在那样的情境下,你看到的国家,看到的同胞,感受到的温度,澎湃同心的场景,当然也有无力的部分,这些复杂难以用形容词简单描述的感受,难以再复。

我觉得每个人有那么一段和这个国家,社会共同体的感受,是一件充满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尽管在平常,这么说,会觉得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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